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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局大厅里,冷气开得很足。
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时候,手没有抖,笔尖也没有顿。
身后的于淑兰像监考老师一样站在我背后,盯着我落笔,生怕我多划走她家半块砖头。
丁英彦站在窗口边上,脸色铁青,问我:“你真不后悔?
” 我抬起头,想了想,反问他:“你逼我拿命换你姐的时候,后悔过吗?
” 他没有接话。
我签完字,拎起桌上的包,转身走了。
身后传来丁玉梅的一条语音,从于淑兰手机里漏出来:“妈,她签了吗?
” 我推开民政局大门,外面阳光刺眼,晃得我眼眶发酸。
三个月后,我躺在省人民医院手术台上。
无影灯刺得我睁不开眼。
再醒来时,我父亲坐在病床边,手里捏着一张手术通知单。
家属栏上,“彭德海”三个字笔力遒劲。
他说:“ 没事了,闺女。
” 01 五年前嫁给丁英彦的时候,我从来没想过,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收场。
我跟他是相亲认识的。
介绍人说他老实本分,有房有车,在单位是个小领导。
我妈走得早,我爸在县城开间小诊所,日子过得清汤寡水。
介绍人问我爸意见,我爸抽了口烟说:“ 人好就行,别的我看不上。
” 我那时候觉得,嫁人嘛,安安稳稳的,有个人知冷知热,就够了。
刚结婚那两年,日子确实还行。
丁英彦上班,我在市三院ICU当护士,虽然忙点,但两个人小日子过得去。
婆婆于淑兰偶尔催生,明里暗里几句难听话,我也能忍。
想着老人嘛,嘴上说说而已,不往心里去就行。
真正开始变味的,是第三年。
那一年,我依旧没怀上孩子。
于淑兰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,话也越来越难听:“当初介绍人还说你身子好,好什么好,鸡都养不活一个。
” 丁英彦听了也不吭声,最多嘀咕一句:“ 妈,你少说两句。
” 丁玉梅在边上帮腔:“妈说的是实话。
老丁家可不能断在她手里。
” 丁玉梅是丁英彦的姐姐,结婚早,嫁出去七八年了。
这个人刀子嘴,平时看我就不顺眼,逢年过节总要挑三拣四几句。
我忍了,想着都是一家人,别计较那么多。
可我没想到,忍到最后,换来的是一纸离婚协议。
事情是从丁玉梅住院开始的。
丁玉梅那阵子总说累,脸色蜡黄,眼珠子发白。
她以为是感冒,挂了几天的水,没见好,反而越来越严重。
后来到我们医院查,肝胆科做的彩超,片子出来,医生把于淑兰叫进办公室单独谈的。
我没在场,但第二天全丁家都知道了。
肝硬化晚期,肝移植是唯一的出路。
那天晚上丁英彦回来得很迟,坐在沙发上抽了半包烟。
我下班回来,看见一地的烟头,问他怎么了。
他掐灭最后一根烟,嗓音哑得像砂纸磨过:“我姐,肝硬化晚期。
” 我愣了好几秒,蹲下来把烟头一个一个捡起来,扔进垃圾桶里。
“医生说肝源紧张,排队等的话,至少一年起步。
”他揉着脸,“一年,我姐能等到吗?
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我在ICU干了好几年,见过太多这种病。
肝移植不是小事,不仅是排队的事,还看配型,看命。
我走过去,坐到他边上,拍了拍他的背:“明天我去看看姐。
”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:“ 你血型是不是B型?
” 我点了点头。
他嗯了一声,又低下头去了。
我那时候不知道,这一个“嗯”字底下,压着一场把我逼出这段婚姻的风暴。
我也不知道,他的母亲,已经在当天下午,翻了我衣柜最底下那层抽屉。
里面有一本厚厚的东西。
我婚前体检的完整报告。
02 丁玉梅确诊后的第三天,于淑兰找上了我。
那时候我上夜班,凌晨两点,ICU的灯惨白惨白的。
我刚处理完一个心梗的病人,靠在护士站台子上喘口气。
于淑兰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上了楼,站在走廊尽头看着我,脸上带着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表情。
“妈?
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?
”我走过去,身上还带着消毒水的味道。
她一把拉住我的手腕,力气大得吓人:“雪莹,琴琴的事,你听说了吧?
” 我说知道,她才松开手,拽着我的袖子开始抖:“你是B型血,你姐也是B型血,医生说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率高,你去做个配型检查吧。
” 我一瞬间脑子有点发蒙。
刚下台,满脑子都是那个没抢救回来的病人。
她跟丁玉梅年纪差不多大,也是肝胆上的病,送过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,家人在走廊里嚎,那种声音堵在耳朵眼里,很久散不掉。
“妈,玉梅姐的病,需要的是肝源。
配型的事,咱们还是先听听医生——”话没说完,于淑兰的嗓门就拔高了:“雪莹,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推啊!
你不是学医的吗?
你不知道你姐现在什么情况?
” “我知道,但是——” “没有什么但是!
”她尖着嗓子,走廊里撞出回声,“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想救你姐?
” 旁边病房里有人探出头张望。
我看了看走廊四周的白墙,低声说:“ 妈,咱们明天再说,我还在上班。
” 于淑兰没再说话,用力甩开我的手,转身走了。
我看着她一颠一颠的背影,心里堵得慌。
第二天中午,丁英彦吃着饭,突然开了口:“你去医院做个配型吧,也就抽个血的事。
” 我放下筷子,看着碗里的饭:“英彦,你还记得我婚前体检的时候,查出来一个肝血管瘤吗?
” 他愣了一下,筷子悬在半空:“血管瘤?
” “良性的,不大,但医生当时建议过,我这情况,不适合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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